数字贸易规则

　　一是跨境数据自由流动、互联网开放及数据安全管理方面稍有逊色。如互联网新闻信息、出版、视听服务及经营是禁止外资准入的领域。对于数据确权、数据分级分类管理、敏感数据清单等措施，也属于完善阶段，并非十分成熟。2017年以来，我国共推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（以下分别简称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数据安全法》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）三部规范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法规，基于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提出数据本地化要求。

　　二是数字资产知识产权保护滞后。由于专利、商标、版权、商业秘密等保护模式源于实物经济范式，给数字经济以网络空间、软件、数据为载体和要素带来新挑战。其一是数字产品存在侵权盗版问题。如非法使用盗版软件，通过互联网传输的音乐、文学、娱乐等数字产品都面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；其二是软件对源代码著作权保护力度不足。软件包括数据、流程和UI界面等元素，涉及发明、外观设计专利、商标和商业秘密等多种权利的保护；其三是对数据资产的价值属性保护仍是空白。企业、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积累各种数据资产，如用户隐私和行为数据、企业商业秘密和经营核心数据等，这些数据资产的价值不断增值，但管理控制、处置（如遗传、赠予）和保护等法律界定并不完善。

　　三是个人信息保护差距较大。个人信息泄露、权益难以保障和补偿、出境评估不透明等问题突出。《网络安全法》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虽对个人信息收集、处理、储存、使用及个人救济等做出规定，但基本是原则性表述，缺乏严厉惩处措施，法律框架也面临与缔约方兼容的复杂性。

　　四是数字产品存在歧视性待遇。尽管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境外数字产品明确规定歧视性内容，但出于意识形态安全考虑，在具体政策上存在歧视性待遇。如外资企业制作的视频节目无法直接播出，需要将内容出售给国内企业播放。